这中间的情况又比较复杂，如果愿意花时间的话，也可以写出一篇内容详实、例证充足的论文来。

我始终没能找寻到我的字典。

印象深刻的是一个说他很会过日子的男人，他说他每天都在记流水帐，打了几瓶子酱油，买了几包烟，他都有明细帐。他在跟我和刘秀秀吃完了一顿饭之后，突然说他忘了带钱了，结果我付了帐。

我甚至不明白那么聪明的刘秀秀给我介绍的男人竟会是这样的。

这个男人虽然把《红楼梦》里的人物张冠李戴，但也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好了歌”来。相信，他也只是会背而已。

席间，背“好了歌”的男人故做洒脱地说他是“净身出户”，他说有房子了就可以谈，没房子就不谈。

我大受刺激。

令人感到遗憾的算是那个铁路工人。

铁路工人一条裤腿长，一条裤腿短的来见面，象是刚从千里铁道线上匆匆赶来，一副风尘朴朴的样子，令人不免有些感动。

铁路工人极诚恳地表示愿意把每月的八百元工资交给我来掌握。他说他对女人很贪。这个“贪”字，尤令我动心。我就想找一个对女人“贪”一点的男人，除了“字典”以外，这一点也相当重要。

“贪”表明他爱女人，喜欢女人。我当然希望成为一个被男人爱的女人。在我的历史上，我的这一页是个空白。男人贪一点就会爱家。我渴望有一个家。需要一个爱家的男人。

然而，他离字典的距离实在太远。他不关心伊拉克战争，也不清楚美国大选，对乘坐神五升空的杨利伟也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台湾三合一选举，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等等。他甚至不明白四十五分钟之外，我还要待在学校里干什么。记得我说了一句“何以见得”他居然没能听懂，连声问“啥，啥，你说啥？”至到我又改说了句“你咋知道。”之后他才明白。我深以为憾。

我甚至还遇到过跟刘秀秀大热天地去赴约会，那个男人说请我们吃饭，要我的电话。我老实地把电话告诉给这个人，结果到了饭店门口，男人却突然说有急事，晚上去吃夜市吧。

我就这样地被打发走了。

读书，看小说，使得我躁动不安的心得到些许安抚。工作和赚钱也使得我很快从离婚后一贫如洗的经济困境中摆脱出来。我的收入从负值变成零，又从零转为正数。

一时不能成为小说家，我就写一些散文，虽然发在报纸上的时候只剩下一二页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小豆腐块。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偷着乐。我把那少得可怜的稿费总是慷慨地送给女儿，让她去买《机器猫》，买《哈利·波特》。

我搞家教。早先时侯，我曾经有过星期天在四个家庭之间来回奔波的经历。后来，教育产业化的政策提出来。虽然大部分的人都十分痛恨这一政策。认为国家不该把应该由国家来承担的教育责任推到民众的头上。虽然我也有孩子，象大部分的人一样，为沉重的教育负担而忧心忡忡，但另一方面，我的这一职业却使我成为这一政策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