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人生经历非常曲折复杂，犹如一片流云到处飘荡：他是一九六八年上山下乡的“老三届”知青，接受了三年贫下中农“再教育”之后被选调到当地一家机械厂做了一名工人。后又被推荐到河北大学中文系学习深造，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工农兵学员。大学毕业后，曾在当地政府机关干过多年的行政秘书，后来出任过当地一个县级市的经委副主任，又在乡镇干过一段时间的乡长。再其后又奉调以中方首席代表的名义到一家合资企业担任过董事长。在一九九八年下岗之前，他又曾在梁州市外贸公司干过近十年的经理，后又改任书记。下岗之后，由于大学同学的引荐他又曾在北京《新桥》杂志社受聘为副主编，后又转入《中国稻菽报》担任总编助理，在北京谋生期间他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北漂”。

其实说来也令人惭愧，象柳云涛这样的末流文人之所以能够在文化名人荟萃的首都北京谋得一个国家级杂志社副主编的位置和国家级报社总编助理的位置，纯属侥幸！他虽然自一九六八年以“老三届”知识青年的名义上山下乡以来，一直到一九九八年下岗的三十年间曾在国家级和省级报刊杂志发表过一些小文章，出版过两本散文集，早在青年时代就在当地获得了“柳秀才”的雅号，可若是和首都北京那些名播华夏的大文豪相比，简直就是个文化界的“小瘪三”！可处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各新闻单位都在由行政事业单位向自负盈亏的企业性单位转型，在改革开放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许多文豪大腕都从往日的象牙塔里冲了出去，去和“孔方兄”攀亲，这就给了他这种半吊子文人创造了可以投机谋生的机会！

在他下岗走投无路之际，他思来想去自己的身上别无长物可以变卖换钱用以糊口，便向远在首都北京荣任《新桥》杂志主编的老同学发出了求救的信号；不想这却让他歪打正着，作为《新桥》杂志主编的老同学欣然纳之，并采用聘任的方式给他戴上了一顶副主编的桂冠！主编告诉他，现在杂志社所缺少的并不是才华横溢的文学巨匠，缺的正好是他这种阅历深厚、人际关系广泛的“社会活动家”！主编给他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写文章和编稿子，而是需要到处去找企业单位拉赞助、拉广告，为杂志社创收！因为国家正在逐年减少对新闻事业单位供应的“口粮”，及至最后要把新闻事业单位完全推向市场而自谋生计！他因此而获得了在此之前他做梦想都“梦”不来的在文化界的“崇高”位置！

但是，这个“崇高”的位置并不能够给他带来坐享其成的经济利益！由于他属于来自社会上的应聘人员，难以列入杂志社的正式编制，无法获得法定的“俸禄”，只能够是打着杂志社的招牌，通过拉赞助、拉广告搞创收，从而分取一点残羹剩汁！交不上“投名状”，他就连一点残羹剩汁都得不到，在杂志社的“山寨”里是不养吃白食的闲人的！而由著名诗人创办的《新桥》杂志社本来就是个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皮包”式新闻单位，不仅没有得以容身的职工宿舍，就连办公处所都是花钱租来的！因此上，加盟《新桥》杂志社的人连住宿都要自己去想办法！处于这种生活和工作环境之中，对于他这样一个没有固定的收入而只有固定的支出的人来讲，生活的窘迫和清苦是可以想见的！所以他在其后不得不选择去了有一点微薄的基本工资收入的《中国稻菽报》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