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青的父亲是香港的资本家，她不留恋家庭富裕的生活，坚决要求到边疆扎根。

周恩来知道这一情况说，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们现在的表现和立场。只要能同原来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就会有光明前途。

周恩来的这段话，对于众多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曾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周恩来还引用“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的诗句教育兵团干部战士扎根边疆。

大规模组建生产建设兵团，为安置潮水般涌出城市的下乡知青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

从1968年到1971年，全国新组建的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3个农业(生产)师，分布在18个省、区。

与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相比，去生产建设兵团应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在兵团，生活待遇有基本的保证，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医疗卫生条件较好，组织上有人管理。这几点尤为知青家长所看重。

知青本人则往往为兵团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所吸引，对于众多因种种原因，不能加入到解放军那所大学校锻炼成长而沮丧不已的热血青年来说，参加兵团，“屯垦戍边”，在“反修的前哨”当“不戴领章帽徽的解放军”，未尝不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

1970年3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

周恩来在接见与会代表时说：

北京青年去延安插队，也应该派干部去，最好一个大队派去一名干部，能选派1600人就好了。这是上海的经验。

同年，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家计委《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

《报告》认为：

江西省对知识青年下乡，采取由干部带领并且配上医务人员和教师集体插队的做法，效果很好。

在当时，辽宁、上海等地也采取了类似的办法。

中央要求各地参照上述办法，抽调一批下放干部到有插队任务的社队去，一面参加劳动锻炼，一面协助社队加强领导。

1973年3月，周恩来在接见参加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代表时，还对落实带队干部这件事不放心。

周恩来说：

北京去了―批青年到延安，并且派了干部去帮助。但还是没有搞好，主要是不能与当地干部打成一片。

这些干部，你不给他一定职务，光说是去帮助下乡青年的，说话无权，不起作用。

今后在插队的地方，每个公社有几个干部带着，干部兼公社。大队的职，不仅管青年，也管生产，这样结合起来就好。

干部可以轮换，但不要同时换，一年换几分之―。

要有老人，熟悉情况，便于交流经验，做好工作。对青年要引导好，光靠派去的干部也不行，还要靠当地干部、贫下中农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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