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哪里，凌连长才是年轻有为呀，23岁就已经担任宪兵团的上尉连长了，青年才俊嘛！”

“彼此彼此！”

两人一见面就是一顿寒暄，要是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说不定真以为两人是多年未见的亲戚同学之类的。可是两人都知道这只是客套话，互相在底下暗自想着此人年纪轻轻城府到是挺深。

“哼！虚伪！”宪兵连中传来让人舒服的嗓音，可是却让戴询火冒三丈。这是哪府上的千金小姐那么没有家教，看来民国的千金少爷的素质也并不怎么高。不知不觉戴询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

“这位是？”戴询指着宪兵连刚才说自己的女子，女子整了整头上的船型帽，缕了缕类似与后世的波浪发。有些蔑视的说：“宋婉瑶！不知长官是哪个部队的？”

“原来是宋小姐，在下戴询，现任88师528团团长。”

经戴询这么一说，宋婉瑶更是瞧不起戴询了，她以为戴询这么年轻肯定是因为后面有人才可能这么容易就晋升上校的。

这一切都是来源于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的局面。抗战初期，国军中的阶级，按惯例，旅长一般是少将，师长多数是中将，军长则全部是中将。抗战开始后不久，逐渐撤销旅一级编制，师长有少将也有中将，军长则仍然全部都是中将。第十八军、新一军、新六军是美械装备的国军王牌，尽管没看到过胡琏等人任军长时的照片，但佩中将军衔是肯定的，是理所当然的。可按《国民政府公报》所载，胡琏是1945年6月28日晋升少将，而其任十八军军长则是在这之前的1944年8月。孙立人是1945年3月8日晋升少将，其任新一军军长也是在这之前的1944年5月。廖耀湘是1948年9月22日晋升少将，此时的廖耀湘，早已在一年前的1947年9月便是辖有两个军六个师的第九兵团司令官了，任新六军军长则是在这四年前的1944年5月。无法想象，难道他们曾经是上校军长、上校兵团司令官吗？肯定不会。那难道是《国民政府公报》弄错了，也不会。

那又是为什么？

在当时，军衔的授予佩戴也特别的随意，特别的不严肃。地方军阀部队自不用说了，就是中央军，也是如此。比如据史说回忆，有一次，蒋先生在中央军校的总理纪念周上讲话时，说国军军队和列强相较，战斗力特弱而将官特多，上将都数不清了。一旁的张治中听后，当场将上将领章摘下，换成中将。其军衔管理之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还有就是按照按照此一任官条例，军衔的晋升受“停年”的严格限制。所谓“停年”，就是某一军衔必须停留的年数，也就是最低任官年限。按规定，各级停年为：少尉升中尉一年半，中尉升上尉二年，上尉升少校四年，少校升中校三年，中校升上校三年，上校升少将四年，少将升中将三年，中将升上将用选升。照此算起来，一名少尉要升到少将最快也要十七年半的时间。这一下子矛盾来了，由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指挥员职务的晋升却没有受那么多的停年的限制，一年连升三级的都有。如黄埔军校毕业的胡宗南、李仙洲、李延年、黄杰、陈铁、桂永清、关麟征、霍揆彰、宋希濂、夏楚中、王敬久、孙元良、李默庵、王仲廉等，都在抗战开始后的第二年便已担任军长职务，而此时他们从军的历史都还不满十四年。军长是可以当，军衔却得慢慢走。这种任职与任官的分立，造成了“官”的晋升远远的滞后于“职”的晋升的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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